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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水文化是一种治水文化

发布日期:2017-07-25   来源:王 瑜 孙红民  

 

 

水文化,一般来说分为自然水文化和社会水文化。自然水文化主要指因江河、湖海、雨雪、雾露、冰川、地下水等天然水源景观所产生诗词歌赋等文化。社会水文化主要指因改造利用天然水源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其更具有治水的性质,因此被称作治水文化。经过对陕西水文化发展史的考察和研究,笔者认为,陕西水文化是一种治水文化,而引泾水文化更是陕西治水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关中众多的治水活动中,引泾灌溉其以历史悠久,持续时间之长,工程规模之大,管理水平之先进,灌溉效益之高而著称于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水文化,成为陕西乃至全国兴利除害治水文化的典型代表。

一、引泾灌溉历史悠久,持续时间之长,堪称历史之最。

引泾灌溉,最早始于战国时代秦国于公元前246年修建的郑国渠,《史记》、《汉书》有“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和“始皇帝元年,击取晋阳,作郑国渠”的记载。郑国渠之后,西汉元鼎六年凿六辅渠,太始二年修白公渠。东晋前秦苻坚于泾水上源,凿山引渎,西魏时开白渠。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孙祥奏请修白渠”,开元二年“诏决三辅渠”,大历十三年京兆尹黎干“开郑白支渠”,长庆三年高陵县令刘仁师兴建彭城堰和刘公渠,总称郑白渠。宋初至庆历年间,多次维修郑白渠,并修堰,熙宁五年“凿小郑渠”、“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熙宁七年“凿引泾水,东南与小郑渠合”,大观二年秦风路提举常平使者赵佺主持大规模改造郑白渠,建成了丰利渠,同时改建了郑白渠泄水渠道樊坑渠。元延佑元年西台御史王琚在丰利渠的基础上,上移取水口,重修石渠,史称王御史渠。明前期主要维修王御史渠和原三白渠,成化十八年经过陕西巡抚都察院右副御史项忠等人的努力,建成广惠渠。后萧翀对广惠渠石渠裁弯取直,史称通济渠。清顺治九年泾阳县令金汉鼎重修广惠渠,开始泾水泉水并用,乾隆二年拒泾引泉,改称龙洞渠。民国21年在杨虎城、于右任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李仪祉先生主持建成了今天的泾惠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改建扩建和挖潜配套,泾惠渠效益更加显著。

引泾灌溉,距今已有2255年的历史,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1992年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视察泾惠渠灌区时题词——“泾惠渠志是中国水利史的一个缩影。”

二、引泾灌溉工程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引泾灌溉工程规模之宏大,灌溉面积之广阔,在当时是十分少有的。郑国渠引水渠道“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里”。1974年西北大学地理系和考古工作者对照《水经注》的描述实地考察,认为郑国渠主干渠自今泾阳王桥起,经石桥、云阳,过冶峪、清峪河,经三原城北,过浊峪河与石川河汇合,经临潼、富平至蒲城龙阳注入洛河,全长126.03公里。郑国渠,国家发卒万人,历史10多年完工。《史记》载溉田4万余顷,约合今115万亩。白公渠《汉书》载“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顷(约合今30余万亩)”。郑白渠自渠首洪口引水至泾阳三限口为总干渠,三限口以下分为太白、中白、南白三条干渠,干渠以下有支渠11条,共计设斗门176个,其下游的三白渠一直沿用到清代。虽然沿渠权归霸水,但在唐代宗时灌溉面积仍达6200顷,鼎盛时期应该在10000顷以上(约今100万亩)。丰利渠,据《侯蒙开渠纪略》记载,灌溉25093余顷。王御史渠,《元史·河渠志》云“凡溉农田45000余顷”。大部分学者认为言过其实,其灌溉面积与丰利渠相当。广惠渠穿山凿渠,历时18载,据当时的施工记载,先后凿穿大小龙山,而“山中石顽如铁,日用炭炙醋淬”,民夫口衔灯火,身披蓑衣开凿,并凿竖井透光,不时有泉水涌出,工程十分艰巨。开凿石洞、石渠中有许多石匠老死工地,至今泾惠渠渠首还保留着石匠坟。广惠渠最多时溉田8000余顷,到天启四年可灌地755顷。民国泾惠渠渠首引水能力最到达26立方/秒,共有干支渠11条,长度252公里,设施灌溉面积69.06万亩。如今的泾惠渠渠首引水能力最到达46立方/秒,共有干支渠26条,长度近300公里,灌溉面积145.3万亩。从以上历代引泾灌溉工程的修筑时间、修建艰难程度、庞大渠系和灌溉面积来看,其工程规模是十分宏大的。

引泾灌溉,工程技术之先进,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郑国渠渠首由引水口、引水渠和挡水渠堤组成,开北方无坝引水之先河。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科技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其渠道布设的合理性,显示了其测量技术的先进。尤其是渠道穿越冶峪、清峪、浊峪三条河的“横绝”技术更是一大创举,令人叹为观止。郑白渠渠首由堆石拦河过水石堰和进水口石门组成较为完整的低坝引水枢纽,开始了改引洪灌溉为引清常灌的历史,表明当时修筑渠堰技术已经相当的娴熟。郑白渠系闸和斗建筑物的使用,足以说明分水灌溉技术之先进。郑白渠灌区的总体布局,与民国泾惠渠渠系布置走向大体相似,说明唐代渠系工程设计定线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灌溉工具有了很大的发展,发明制造了提水灌溉工具水车和分水渠道碾硙,提高了灌溉效益。丰利渠遗址至今仍保留着宋代使用的水则即水尺,可见当时人已经掌握了精确量水测水的的技术。王御史渠渠首采用低坝引水的方式,符合泾河径流和泥沙的特点,较好地解决了坝前淤积与汛期排洪的矛盾。广惠渠“穿山为腹,凿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开创了古代引泾灌溉工程凿洞引水的历史。尤其是先后凿竖井5处以通风透光,并采取燕子铁配合石板钻孔浇灌贴水的方法衬砌石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在渠首枢纽扩建改造中发现燕子铁,这种竖井施工和渠道衬砌技术在500多年前是相当先进的。民国泾惠渠渠首凿洞筑坝,开渠引水,设闸分流,在当时全国是首屈一指。这是中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修建的第一个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开创了中国现代水利的先河。这些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解放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引泾灌溉组织之严密,管理之先进,为历代水利工程管理树立了典范。

在引泾灌溉的伟大实践中,历代陕西先民建立了严密的管理组织体系,总结出了一套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为历代水利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当时水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

从管理组织上来看,郑国渠是发卒万人建成的,其建设为军事组织;从当时诸侯争霸、烽烟四起的情况推测,其管理也应该是军事组织。白公渠是由赵中大夫白公修建的,其管理的中央机构水衡都尉,设有都水丞,地方设左右都水长。丞息躬夫曾持节领护三辅都水管理白公渠。这表明西汉时已经设立了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郑白渠是由京兆尹黎干、高陵县令刘仁师等主持建设的,表明其建设为地方政府,但监管为中央的都水监。唐代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水部、都水监等,地方设河堤使者。郑白渠的管理直属京兆尹,由京兆少尹具体负责,从中央到斗门都有专人管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机构。丰利渠建设、管理沿用唐制,但三白渠专设提举之职进行管理。王御史渠由西台御史王琚主持兴建,建成后一直由屯田总管府兼河渠司管理。同时对丰利渠先后设三白渠正副使、河渠营田使大使副使等专职进行管理。广惠渠由陕西巡抚都察院右副御史项忠、陕西巡抚右都御史余子俊、副都御史阮勤主持修建,其管理沿用旧制。龙洞渠先后由泾阳县令金汉鼎和王际有、督臣岳钟琪、总督查朗阿主持修建,其管理先由西安水利通判,后由水利县丞或灌区知县监管。民国泾惠渠由陕西省政府牵头成立的渭北引泾工程处和渭北水利工程处以及后来成立的渭北水利工程委员会建设,其管理由1934年成立的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负责,管理局下设总务、工务课和八个管理处。从以上可以看出,历代引泾灌溉工程无论是中央建设、地方建设,还是中央监管、地方修建,均有严密的组织。特别是自西汉起,从中央到地方、从总干渠到斗渠都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实施有效管理,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组织体系,保证其效益的发挥。

从灌溉管理制度上来看,在灌溉引水方式上,秦郑国渠“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即采用引高含沙河水灌溉盐碱沼泽地的引洪淤灌方式,达到灌水、肥田、改良土壤一举三得,这是中国农田灌溉技术上的新创举。唐郑白渠改引洪灌溉为引泾常灌,开创了引泾灌溉常态化的历史。清代先是泾水与泉水并引,继而在龙洞渠修成后,拒泾引泉,流量稳定,淤积较少,管理省工省时,但灌溉面积较小。在测水分水技术上,郑白渠在渠系使用闸门、在斗上使用建筑物,尤其是设三限闸健全了配水体系,足以说明分水灌溉技术之先进。宋丰利渠除沿用唐郑白渠三限闸分水外,还定时测量水位,计算水量,并依据灌溉面积、作物种类分配水量,显示了测水量水技术的成熟。在灌溉制度上,西汉左内史兒宽因修六辅渠而“定水令以广溉田”,其水令应用于白公渠,促进了合理用水,扩大了灌溉面积。这是中国最早的灌溉管理制度,自然成为古代灌溉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唐代制定颁布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法典———《水部式》。《水部式》的农田灌溉用水管理制度是以郑白渠作为各大灌区的代表而制定的,实际上是郑白渠灌溉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因此上说,郑白渠的灌溉管理在《水部式》的制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过来,又用《水部式》来指导郑白渠的灌溉管理。《水部式》第一条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制定的,它规定了每年的灌溉轮次和“先下游后上游,先水田后旱地”的轮灌顺序。这表明唐代以郑白渠为代表的灌溉管理科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水部式》不仅明确了水利工程的行政机构,而且制定了上至中央水利官员、下至斗门斗长一整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大型水利工程效益的发挥。元代总结唐宋三白渠经验,制定了《洪堰制度》和《用水则例》,使之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水利管理法规。在工程维修管护上,唐《水部式》对泾堰等水利工程的维修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近300年间不到30年就有一次大的维修。由于唐郑白渠渠首和渠系工程的完备,逐步形成了每年8月动工,9月完工的岁修制度,这种岁修制度以后各朝代沿用一直至今。宋丰利渠在工程维修上实行“计田出夫,验工给水”办法,即按受益面积的多少负担渠堰维修用工。明广惠渠的渠道养护分为官渠和民渠,大的工程维修由官府拨款,一般维修由受益面积均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按亩收费办法。明代渠道管理赏罚制度极为严格,现存天启二年所立石碑记载,“如有牛羊作践渠岸,致土落渠内者,牛一支羊十支以下,各水手径自栓留宰杀勿论,原主姑免究;牛二支、羊十支以上,一面将牛羊圈栓水利司,一面报官锁拿原主,枷号重责,牛羊尽数辩(变)价,一半赏水手,一半留为修渠之用,特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渠道管理最为严厉的水政处罚措施。严格的工程管理,减少了维修工程,维护了渠道安全,使广惠渠延续了近200年。清龙洞渠和民国泾惠渠的工程维修,在沿用以前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其管理更加精细、规范、完备。

四、引泾灌溉灌溉效益之高,作用之大,成为历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历代引泾灌溉工程,不仅改变了关中地区“靠天吃法”的历史,夯实了粮食安全的的基础,保证了农业的高产稳产,而且维护了历代政治稳定,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成为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推动力。

从灌溉效益看,秦郑国渠使原本瘠薄的关中平原一跃成沃野,亩均粮食产量“一钟”(约合今300公斤)。汉白公渠的灌溉效益,班固不仅记载在《汉书》中,而且写进他的《西都赋》。《汉书》载,“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西都赋》是这样描述的,“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可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锸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唐郑白渠是引泾灌溉的鼎盛时期,其灌溉效益不仅远远超过秦汉,而且后来的宋、元、明、清也不及。民国泾惠渠的建成,缓解了民国18年关中大旱对农业造成的巨大灾害,小麦平均亩产最高达327公斤,棉花平均亩产30.5公斤,一度成为抗战后方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之一。今日的泾惠渠,粮食亩产800公斤,最高达1013.9公斤,其中高陵县1994年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县。灌区以占全省2.4%的耕地,生产出占全省5.8%的粮食,成为陕西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被誉为关中“白菜心”。

从社会效益看,秦郑国渠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而且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史记》所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汉白公渠是对提高郑国渠的大规模改造,加之其他灌溉工程,使关中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史载“天下财富三分,关中有其二。”正因为有郑国渠、白公渠、郑白渠等大型的引泾灌溉工程,所以关中才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从而成为各朝代首都粮食供应之地,正如《汉书》所说:“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作为周、秦、汉、唐的的京畿之地的关中,关中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定,灌溉之利保证了关中农业的稳定,同时也保证了全国的稳定。京师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关中灌溉之利保证了京师经济的的繁荣,带动了全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宋元以后,关中作为陕西区域经济的中心,同样发挥着辐射周边、带动全省的巨大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历代引泾灌溉成为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推动力。

    综上所述,引泾灌溉其以历史悠久,持续时间之长,工程规模之大,管理水平之先进,灌溉效益之高,而成为陕西治水文化的典型代表,进一步说明了陕西水文化是一种治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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